人民网北京1月4日电（记者王静）1月4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一书在京发布。本书由多位从事能源经济、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专家合力撰写，聚焦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地缘政治关系的新调整令世界能源格局发生的重要变化，以及变化的局势对中国能源环境的影响。书中对新形势下的世界能源格局进行了分区域解析，深入研究了重点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及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全面分析了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
《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一书指出——
全球能源格局经历变化、中国面临机遇和挑战
书中指出，全球能源格局正经历着调整：石油供应格局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多数亚洲国家的石油消费进一步上升，对外依赖性有增无减，区内竞争也更激烈；新能源和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让一些国家能源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国在这次能源格局调整中成为最大利益相关者之一。首先，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需要在国际能源事务中与一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维护国家利益；其次，随着中国对外能源投资的快速增长，中国需要处理好与被投资国的关系以及投资国之间共同投资的合作关系；另外，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国际环境，虽然在国际能源格局变化中地位上升，但也会承受更多的挑战和压力。
《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一书指出——
开展能源外交、建立广泛、正常的能源经贸关系是维护能源安全的关键
书中指出，中亚和俄罗斯、非洲以及中东地区是中国能源资源进口的三大战略区，中国对这三大战略区的战略措施有所不同。中国要改变与中亚和俄罗斯“政冷经热”的局面，加快推进能源战略合作；要同非洲加强广泛的经贸关系，提高我国对非投资的国际竞争力；要应对好中东局势的影响，不应因中东政局不稳而放弃或减少与中东的能源关系，要以政治与外交智慧处理好与中东、美国的多方关系。此外，加拿大、委内瑞拉、巴西等国是中国未来具有合作前景的国家，应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能源合作。
《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一书指出——
北美能源局势变化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新课题
书中指出，近年来北美国家间在全球能源贸易领域的互动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美国对进口美洲区域外所产油气依存度开始降低。中美能源互动中的摩擦主要有两类：其一是中国的油气企业试图收购美国的油气公司受到政治阻挠。进入美国从事能源资产并购，未来将依然受到美国政治以及美国同业公司对竞争态势的影响。再者是美国多次对中国出口的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由于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中国还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所以在类似的贸易争端解决过程中，中方处于不利地位。对中国而言，为保障未来的能源供应安全，需要考虑如何突破美国既定的双边能源合作局限，将拓展中美之间、中加之间能源商品贸易渠道纳入与北美能源合作的选项。北美地区自身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提高，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新的课题。如果中美之间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战略性商品贸易领域的相互依存能够提高，将有利于中美两个大国走出全面战略竞争的宿命。
《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一书指出——
亚太地区局势变化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书中指出，亚太地区的局势变化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越来越重要。首先，亚洲经济发展情况较为乐观，能源消费还将持续增长，特别是以中印为代表的能源消费大国将给世界能源市场带来冲击，同时区域内的日韩也有大量能源进口需求，地区内能源竞争关系可能加剧。其次，亚太地区形势紧张不利于开展能源合作，地区内国家间的争端加之一定程度的地区外国家的影响，使得地区内国家间不信任程度加深，不利于对政治局势敏感的能源供应。另外，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剧了供应矛盾。中国、印度是伊朗的前两大石油消费国，对于中国来说，伊朗是中国原油进口的第三大来源地，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伊朗局势的演变对中印的石油消费具有一定影响。而日本福岛核事件之后的能源领域改革也为地区能源安全形势带来变数。
《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一书指出——
加强与拉美地区的能源合作可提升中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博弈能力
书中指出，拉美地区的巴西、委内瑞拉等国近年来处于油气大发现阶段，探明储量急剧增加，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拉美不仅能够实现本地区的能源自给，而且还将成为全球重要的能源出口地区。尽管拉美目前尚未进入各大国的外交战略重点，但是，巴西的崛起和区外大国对拉美外交争夺的张力正不断提升拉美的国际地位。
书中指出，中国是拉美对外能源合作多元化的战略伙伴，虽然拉美不是中国能源安全绝对量的保障地区，但是中国石油公司参与拉美能源市场具有多重战略意义，除原油进口多元化、提升中拉经贸关系外，还可影响全球能源市场，能够从侧面提升中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博弈能力。
基于拉美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独特性，中拉能源合作的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并存，能源合作面临着一些障碍：中拉能源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等安第斯国家，存在潜在的政治危机或冲突；合作政策调整面临着不确定性；欧美跨国公司在拉美的调整期仍未结束；存在着社会风险、环保标准等问题。
